2013年7月14日星期日

曹符义是曹亚志吗?





 早报网 - 柯木林:曹符义是曹亚志吗?- 2013-05-30
http://www.zaobao.com.sg/forum/views/opinion/story20130530-210339


谈古论今

  5月27日《联合早报》言论版刊杜南发的《谈曹亚志悬案》一文,论定曹亚志“原名曹亚珠,后改名曹亚志,字符义”,我这里提出几点意见与大家分享。
  曹亚志(原名曹亚珠)与曹符义,在历史上确有其人,文献资料与实物史料都足以证明,毋庸置疑。曹亚志与曹符义是同一个人,我以前也曾经这么认为。 1995年11月,我主编《新华历史人物列传》一书,就持此说法(页183)。但近日再翻阅曹亚志资料,我改变了初衷,对此说存疑。所以5月18日在《联 合早报》言论版发表的《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》一文,就没有提曹符义这名字。
  曹亚志与曹符义是同一个人,仅见于两个出处:一是碧山亭曹氏总坟的“宁邑皇清显祖考符义曹公坟”。其墓碑上有洋灰砌成的横额,隽刻“曹公讳志之墓”六 字,这是1952年7月加上去的;另一是当年曹家馆对过的社公庙(亦名五虎祠或洪家祠,已拆毁),庙内有“祧基义士号符义曹府君神位”。1973年初,当 《石叻古迹》团队考察社公庙时,曾将此神主牌打开,里面有一张黄纸,用蓝色钢笔字写着“曹亚志生于乾隆壬寅年三月二十七日……”等字样,显然这也是后人附 加上去的。
  由此可见曹亚志和曹符义同一个人,系根据故老相传的口头说法认定,经《南洋商报》记者洪錦棠的宣扬,曹氏族人对此深信不疑。为加强说服力,乃在“曹符 义墓碑”安上“曹公讳志之墓”的横额;在“曹符义神主牌”内塞进“曹亚志生辰八字”的纸条。南洋史学界前辈陈育崧治史严谨,在这问题上,他始终认为“历史 的真实,必须用科学方法把它分析出来,使它成为信史”。陈育崧的《新加坡开埠元勋曹亜珠考》一文,并没有断定曹亚志与曹符义为同一个人。
  《谈曹亚志悬案》一文说:“符义二字,应该是他改名亚志之后所起的字。依中国古代名字传统,字和名必须有相关的意义,人之有志,即符合人之有义,故以 ‘符义’为‘志’之字,合乎名字之义……”,这样的解释表面上说得过去。古代中国人的“字”往往是对“名”的进一步诠释,如曹操字孟德,关羽字云长,岳飞 字鹏举等。但曹亚志还有其他的名字“曹亚枝”、“曹亚芝”,如果用“符义”的解释就说不通了。
  再者,曹家馆地契是以曹符成的名字领取的。曹符成是曹家馆地产的主人,是当时的一个活跃人物。曹符成与曹符义有密切关係,可能是兄弟辈行。“故以‘符义’为‘志’之字,合乎名字之义”的解释也说不通。因为此处的“符”字应是辈分排序而非“符合人之有义”的“符”。
  19世纪新华社会名人常有不同名字,如陈笃生,亦作陈卓生;章芳林为章芳琳;李清渊,亦作李清棩;陈明岩为陈明巖等。此现象极为普遍,或许由于峇峇对中文理解的局限,所以才出现不同版本的名字。
  曹亚志来自广东省台山县端芬区那泰村,从地名看,就知道这是农村小镇,其名字有不同的写法,一是因为农村的文化水平不高,二是方言发音的关系。根据陈 育崧的考证,“志”、“珠”、“枝”三个字的读音,福建和广州的方言都有差别,唯独台山方音,这三个字完全相同,与改名无关。
  为求明暸,我们可以简单的公式说明如下:
  概念一,曹亚志=曹亜珠(陈育崧的考证,地契资料佐证,可信。)
  概念二,曹亚志=曹符义(洪錦棠的说法,故老口头传说,存疑。)
  因此,我认为,曹亚志与曹符义是否同一个人,至今依然是悬案,不能定论。

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






《联合早报》言论 - 杜南发:谈曹亚志悬案 - 2013-05-27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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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杜南发
谈古论今
  拜读柯木林兄《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》(《联合早报》5月18日)一文,因高中时期,每天都得从曹家馆门前经过,勾起旧忆,联想难禁,妄自揣摩,几点浅见,狗尾续貂,权当抛砖引玉。
  关于曹亚志,“悬案”有三,一是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,二是他是否确实有当莱佛士的先锋登陆新加坡,三是他是否曾创立宁阳会馆和曹家馆。
  有关曹亚志,据学者研究,在英国档案中并无任何记载,只有本地华社资料,主要有两部分:
  报刊报道方面有:
  一、1906年《叻报》报道青山亭曹符义墓因迁地发掘情形,首次报道曹符义事迹,并称他曾当英人登陆新加坡的向导。
  二、1949年《南洋商报》洪锦棠文章,报道木匠曹亚志当英人先锋登陆新加坡,首次提出“曹亚志”之名。
  三、1970年《南洋商报》陈育崧文章,报道已迁碧山亭的曹符义墓,并发现土地局有1827年、1828年四张署名“曹亚珠”地契,首次提出曹亚志原名曹亚珠。
  历史文物方面有:
  一、19世纪曹符义墓碑:1831年原墓于青山亭,1906年迁绿野亭,1952年迁碧山亭重建,碑刻“宁阳皇清显祖考符义曹公坟墓”,上加横额刻“曹公讳志之墓”(陈育崧认为横额文字是1952年重建时新加)。
  二、19世纪曹符义神主牌:一件是早期宁阳会馆内神主牌,刻“皇清曹族显考祖讳符义公神主”(现藏国家博物馆)。另一件是社公庙内神主牌,刻“祧基义 士号符义曹府君神位”(后存普照禅寺。该神主牌内藏黄纸写曹亚志生卒年为蓝色钢笔墨迹,故陈育崧认为是1950年代才新放入)。
  三、19世纪土地局地契:1827年与1828年各2份曹亚珠签名店铺地契(陈育崧认为是曹亚志原名)。
  上述各项资料,历史文物部分是实物证据,证明19世纪新加坡确有“曹符义”其人,也确有“曹亚珠”此人。
  曹亚珠,曹亚志,曹符义
  最早报道曹符义事迹的《叻报》,并没有提到曹亚志之名。43年后洪锦棠才首次提出曹亚志的名字,却没提到曹符义,但两篇文章都同样提到这位曹氏曾为莱佛士登陆先锋的事(虽然细节略有不同),显然说的都是同一人,也即曹符义就是曹亚志。
  但陈育崧发现的曹亚珠,是否就是曹亚志?
  陈育崧认为曹亚珠是曹亚志的原名,理由是台山话“珠”、“志”同音,但没有解释为何会有此变化。
  曹亚志是1949年洪锦棠才首次提出的名字,却未说明来源。他是新闻记者,熟悉社团,这名字应是得自当时台山或曹氏社团人士,属于口述资料。
  为什么“珠”会变成“志”?难道是口耳误传吗?
  其实,在19世纪的新华社会,华裔名人不乏改名的现象,例如天福宫地契上签名的“陈卓生”后来改为陈笃生,又如怡和轩创办人之一林推千改名为林推迁等等,改名原因不明,但有此现象存在确是事实。
  曹亚珠原名,有乡里小名及女性色彩,他来新加坡事业有成后,取同音改名亚志,亦合情理,也合乎他作为会党领导人的地位。
  “符义”二字,应该是他改名亚志之后所起的字。依中国古代名字传统,字和名必须有相关的意义,人之有志,即符合人之有义,故以“符义”为“志”之字,合乎名字之义。而他墓碑及神主牌上所刻都是“曹符义”,也合乎古人不称人名而只称字的规矩。
  因此,可以论定曹亚志是确有其人,他原名曹亚珠,后改名曹亚志,字符义。
  曹亚志是否曾当过莱佛士登陆的先锋?
  此事未见英国及莱佛士的有关记录,所以西方学者认为只是民间臆传,并未采信。
  1906年《叻报》最早刊登此事迹,当时距离曹亚志去世虽已75年,该报称所刊事迹得自“故老中有知其梗概者”,说明其传奇事迹还在宗族之间流传,报道刊登后亦未见有人质疑,可见其说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,至少应是当年华人社会或其族群接受的说法。
  依正常“探险”程序,莱佛士船队初到新加坡海面,情况不明,必会先派小艇探路,由船上不重要的士卒先行,其中包括一位来自槟城、应该较熟悉马来人习俗甚至语言的华人木匠,亦合常理;这是正常程序,而且这次过程也毫无风险,当然不必记录在专记重要事项的《航海日记》上。
  以此推论,曹亚志是登陆队的一员,甚至是先涉水登岸探路者及后来的升旗者,当有可能,但说他是这群士兵的领导人,或许就可商榷,这点有可能是后人传说中渲染夸大的结果(也有可能是曹亚志自称以提高自己的江湖地位)。
  历史的记录,都以主角为焦点,当年随莱佛士南来的各级别船员,除法夸尔上校外,多数都没有记录,登陆队也都是“不值得”记录的印度兵卒,当然更不会有曹亚志这么一位华人工匠的记录了。
  曹亚志和会馆
  在报刊报道中,有许多关于曹亚志因登陆有功,获得莱佛士颁赐土地兴建宁阳会馆及曹家馆的说法。但此事并没有任何记录,而且莱佛士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,无权颁赐土地,一个登陆小队员也不算什么大功,说明这只是民间渲染的传说。
  据新加坡宁阳会馆的历史介绍,称它是1822年初创(莱佛士在这一年开始规划市区建设),原称“宁阳公司”(符合曹亚志义兴公司成员身份),馆舍以亚答叶和茅草建成,1848年重建改称宁阳馆,1894年再重建,才改名为宁阳会馆。
  据陈育崧查土地局记录,宁阳会馆地契是1828年发出,这一年应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本地售卖市区土地的时候,天福宫地契也是1828年售卖给几位华人,转过几手才由陈笃生收购。
  据官方记录,当年大坡大马路宁阳会馆的地契,是由梁亚宽、戴亚洪领取,并无曹亚志名字,但其隔壁两间604、605号店铺地契却是曹亚珠(志)所有,显示他和该会馆地段应有密切关系。
  当年的官方售地记录,只有地皮列号,并未写明用途,1970年陈育崧依地址所查到的所谓“宁阳会馆地契”记录,自不例外,所以梁亚宽和戴亚洪二人也有 可能只是该地皮的原购者,后来由隔壁的曹亚珠买下,作为会馆(据天福宫地契所见,当时转让只是在原地契上补充写明,因未见宁阳会馆地契原件,未能确定是否 有转卖)。
  至于曹家馆的地契,是1849年由曹符成领取(1853年建馆),这时曹亚志已去世18年。不过有关曹家馆的记录称它原来称为“曹府大公司”,该馆原 来1853年的兩幅木刻贺联上也均有“曹府大公司”字样,这也符合曹亚志的义兴公司成员身份,故曹家馆的前身曹府大公司初创与他有关,亦有可能,当年曹家 馆对面的社公庙会保留有“曹符义”的“义士”神主牌,也显示这是他生前活动的地方。
  历史的传说和真实
 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,可以说曹亚志是一位糅合真实和传说的历史人物,他确是新加坡开埠时期真实存在的“公司人”,1828年就拥有市区4间店铺的地皮,显示他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,在当时人数不多的广东台山族群和曹氏族人中,应该是一位众所周知的重要人物。
  在原来社公庙内神主牌上,曹亚志(曹符义)称号是“祧基义士”,祧基有承继先代、开基立业的意思,这也说明他是一位开创型的人物,符合他被认为是新加坡开埠时期义兴公司(或其族群二公司)领袖之一的地位。
  至于百年前“故老”流传他曾是莱佛士登陆先锋故事,应是曹氏本人生前告诉族人或“公司”同人,否则无人能知其事,其来有自,亦有可能,但其身份应只是登陆队员之一,事后也不可能因此获得莱佛士“赐地”,宁阳会馆和曹家馆的地皮,是后来正式向当局购买的。
  分清历史的传说和真实,拨开迷雾,还是有看见一些真相的可能。
作者是本地文史研究者
  历史的记录,都以主角为焦点,当年随莱佛士南来的各级别船员,除法夸尔上校外,多数都没有记录,登陆队也都是“不值得”记录的印度兵卒,当然更不会有曹亚志这么一位华人工匠的记录了。


《联合早报》言论 - 杜南发:再谈曹亚志和曹符义 - 2013-06-03



 http://www.zaobao.com.sg/forum/views/opinion/story20130603-211811

   5月27日《联合早报》拙文《谈曹亚志悬案》,提出曹亚志“原名曹亚珠,后改名曹亚志,字符义”。5月30日《联合早报》柯木林《曹符义是曹亚志吗?》(下文简称《柯文》)提出存疑,认为“曹亚志和曹符义是否同一人,至今依然是悬案,不能定论”。
曹符义见1906年《叻报》报道,有坟墓存在;曹亚志见1949年《南洋商报》记者洪锦棠报道,两报道都说他是先于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人物;曹亚珠则是1969学者陈育崧在土地局地契文件上发现的正式签名,认为是曹亚志的原名。
  以下依次说明《柯文》的三点主要意见,并提出几点浅见。

  一、曹符义不是曹亚志。
  《柯文》承认曹符义和曹亚志都是确实的历史人物,也承认“曹亚志=曹亚珠”,但认为曹符义不是曹亚志,因为提及两人为一人的曹墓横额、神主牌内纸条,均为50年代后添加,这点拙文亦有提及。
  叻报》和洪锦棠报道,曹符义和曹亚志(亚珠)两人,都同样有当莱佛士“先锋”登陆的故事,因此两人的关系只有三种可能,一是他们是两个人,一起当莱佛士“先锋”登陆;二是“一真一假”,即只一人有登陆之事;三是他们为同一人。
  第一点的可能性应不存在,可以先排除。如属于“一真一假”,因曹符义报道年代早,又有坟墓存在,故他的可能性高于半世纪后才出现的曹亚志,但后期“故 老”口述资料均提曹亚志,又有曹亚珠的存在证据,也不能轻易否定其人其事。要解决这个矛盾,只有第三点,就是承认他们两人是同一人。
  但曹符义和曹亚志(亚珠),名字差别很大,两人如为同一人,只有改名和用“字”号可以解释,拙文也说明19世纪新华社会确有这种名人改名的现象。

二、符义不是曹亚志(亚珠)的字而是辈分之名。
  《柯文》称曹亚志(亚珠)又有别名曹亚枝、亚芝,这些名字都和符义的字意不合;并引曹家馆地契主人曹符成为据,称曹符义和符成两人“可能是兄弟辈”,所以“符”字应是辈分,不是字。
  出自槟城梅玉灿写的《曹亚枝传》,亚芝则不知出处。台山话“志、珠、枝、芝”均同音,确实易有口耳相传之误。
  根据分析,曹亚珠有地契签名,最为可靠,亚枝或亚芝应该是他在槟城当木匠时期的民间口传,而亚志则是后期才在新加坡出现,又契合“符义”的意思(符义与“珠”字意有别),所以两者应是名与字的关系。
  如此方能解释曹亚志(亚珠)和曹符义的关系,也能解决这两个不同名字的人,却同样有登陆故事的矛盾。
  至于曹符义和符成的关系,拙文也指出后者领取曹家馆地契时,曹符义(亚志)已去世18年,当时曹符成至少也有40岁,故两人年龄相距近60年,虽然名字看起来相近,但不可能是“兄弟辈”。
  关于“符”字是辈分排行而非字,固有可能,但依当时社会传统,墓碑和神主牌依礼仪应只刻字不刻名,刻名则会另加“讳”。如曹符义的墓碑是“宁阳皇清显 祖考符义曹公坟墓”(1950年代所加的横额则刻“曹公讳志之墓”),他在社公庙的神主牌刻的是“祧基义士号符义曹府君神位”,而那位曹符成的神主牌刻的 是“创建功勋讳号符成才富曹府君神位”,说明他的名字是符成(讳),字才富(号)。

  三、19世纪新华名人的改名现象。
  《柯文》称19世纪新华名人常有不同名字的现象,“或许由于峇峇对中文理解的局限,所以才出现不同版本的名字。”
  其实,峇峇文化的最大特色,就是对一些中华传统习俗的高度重视和坚持,他们个人或许对中文理解有限,但他们的名字一般都很有文化内涵,说明他们会有精 通中文的人士协助,特别是在百年前的新加坡,识字华人皆娴熟古文,而陈笃生、章芳琳、李清渊等社会名流,更不可能对自己的名字“乱来”,他们在人生不同阶 段,先后使用不同名字,而且多取增加笔画的同音字,作为正式名字,必然有其改名的讲究(我推测可能和命理习俗有关,尚待考),不可能是因为“对中文理解的 局限”而草率为之。
  陈育崧也说,他发现的曹亚珠毛笔签名,“笔画端正秀美,墨黑字好,大有书香气味”,和多数地契上的“涂鸦画押”不同,说明他具有一定文化水准,并非市井之徒,因此他对自己的名和字,当有讲究要求,改名取字,也符合当时的社会现象。
  诚如柯兄引述他所膺服的学者陈育崧所言:“历史的真实,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把它分析出来,使它成为信史”。由于新华社会早期资料缺轶凌乱,像曹亚志这样 的人物,很难有正式的记录留存,除了历史文物之外,口述资料就成为很重要的线索,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,这些资料都需要“用科学的方法把它分析出来”,而因 为实证无存,只能据理推论,如当年陈育崧找到地契上的曹亚珠,他也只能根据同音推论,认为曹亚珠就是曹亚志的原名,并不能百分百证明两人确是同一人,但可 能性当然很大,所以可以为大家接受。
  我对曹亚珠改名曹亚志,字符义的意见,也是一种推论。当然只要有合理论证,找出更有说服力的答案,可以解决历史的矛盾与谜团,一切推论都可以改变。

作者是本地文史研究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