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2月4日星期三

中日关键历史人物的视野


《怡和世纪》第25期 2015年2/5月 - 柯木林: 中日关键历史人物的视野






原文

中日关健历史人物的视野
 - 柯木林 -

  每每读史,总觉得关健历史人物之所以名留靑史者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在历史关节点上,这些人物的睿智、言论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判断与预见,远远超越同时代人的视野,而且历久弥新,至今看耒,也没有过时的感觉。
  在东亞近代化历史的进程中,中日两国是在同一起步点上的。两国都曾经有过一段长时期的锁国。两国国门的开启,都不是自愿的,而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打开。
  中国国门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,被英国打开。13年后,1853年,日本在 “黑船事件” (Kurofune Raiko) 发生后,其国门被美国打开。
   中日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度,在经历此重大事件后,不可能没有反应。他们都想到了 “维新自强”。在实施此政策时,两国同时出现了一批极富远见的政治家。他们除了施展个人抱负外,其实亦是两国国力的较量:日本经历明治维新,中国经历洋务 运动。然而,由于国情迥异,在实施维新自强過程中,一个处于上升态势、一个处于下降态势,20余年后,逐渐拉开差距,两国国力开始易位。
  今天,当我们回顾这个时代这批关健历史人物的事迹时,不禁粛然起敬。这些人怎么如此聰明,如此有智慧。重温他们的言论,必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。

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
   林则徐(1785-1850)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。魏源(1794-1857)即是在他的嘱托下,将西方史地资料《四国志》(亦称《四洲 志》)和历代史志等增补为《海国图志》,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、历史、科技发展的情况, 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是这么大,还有英国、法国、葡萄牙、西班牙等这么多的国家。林则徐结合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,主张 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建议制造枪炮、轮船和其他机器工业产品,加强海防、抵御外侮。
  林则徐辞世28年后,1878年,曾纪泽 (1839-1890)奉旨赴英、法、俄任清政府驻三国公使。曾纪泽在任职的八年半期间, 不仅看到了外国的资本主义,也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别及政治制度的不同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:“九万扶摇吹海水,三千世界启天关;从知混沌犹馀言,始信昆仑别有 山"。
  曾纪泽使英期间,订购了 “致远”、“靖远”号巡洋舰,对中国新式海军的振兴寄予很大的期望。这两艘巡洋舰成了日后北洋海军的主力舰。
  北洋海军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海军。 清朝创建与发展海军有一个过程。 当时的“海防”主要以防御自南方海上入侵而来的敌人为其目的, 所以海军建设的重心也置放于南方, 即呈现所谓 “重南轻北” 的现象。
   1870年中叶以后,在以往的西洋诸列强之中, 又增添了日本这个新敌人。用北洋大臣李鸿章(1823-1901)的話说:“泰西虽强,尚在七萬里以外,日本则近在户闼,伺我虚实,诚为中国永远大患”。 为了对付日本这个来自东方海上的新威胁,作为近邻又是永久之串的紧张感,日本於是成了中国海军的假想敌, 也是建设北洋海军的推动力。李鸿章说:“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,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”,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。
   1887年,曾纪泽卸任,回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。他在香港《德臣西报》(The China Mail 1845-1974)发表〈中国先睡后醒论〉,引起很大震撼:“沿至道光末年,沉睡之中国,始知己之境地,实在至危至险,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”。《南 京条约》签订后五口通商,“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,然究未能使之全醒。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,俄国之僭伊犁,法国之吞东京(越南),始知欧洲 人四面逼近其地,势极形危险”。
  曾纪泽指出,1860年后,李鸿章整顿中国军务,日有起色。今如他国再有战事,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。他认 为:“中国能顺受其颠沛,而从中渐复其元气,如帆舟之航海,將狂风所损坏之物,悉从船面抛去,修整桅舵,以将杀之风,作为善风,乘之稳渡"。这样的国家, 不可称之为將亡之国。
  曾纪泽于1890年辞世。他没有想到的是,他辞世四年后,甲午海战爆发,北洋海军全军覆没,中国这只睡狮尚未睡醒!

历史总是令人感慨
  我们可以说,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。日本是有备而来打这场战争的,这也是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的一个策略。
   日本野心家和思想家吉田松阴 (Yoshida Shoin  1830-1859)是早期侵华理论的提倡者。他提出 “得失互偿”的攘夷保国之策,主张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,将失之于欧美者,取之于邻国。吉田松阴的这种主张,通过他开办的 “松下村塾”,影响了他的子弟。明治维新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如伊藤博文 (Ito Hirobumi  1841-1909)、木户孝允 (Kido Takayoshi 1833-1877)、山县有朋 (Yamagata Aritomo  1838-1922)等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,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最高国策。
  1887年,日本参谋本部第一局长小川又次 (Ogawa Mataji 1848-1909)提出《征討清国方略》,其中提到:“自明治维新之初,常研究进取方略,先讨台湾,干涉朝鲜,处分琉球,以此断然決心同清国交战。此国 是实應继续执行”。这就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策,作了最完整的表述。
  1890年,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会议的施政演講中 说:“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:一曰守护主权线,二曰保护利益线。所谓主权线,乃为国之疆域。所谓利益线,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。如若不保主权 线与利益线,则国将不国。方今于列国之间,欲维持一国之独立,独守主权线已不足,非保护利益线不可”。 可見作为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,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,即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。
  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(Mutsu Munemitsu 1844-1897)是甲午战爭的策动者。他在1895年战胜中国后所写的回忆录《蹇蹇录》(1896年首版问世,1929年中译本题为《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外交秘史》,1963年复以《蹇蹇录》为名,中译新本。蹇蹇,语出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之“蹇卦”。卦辞中有所谓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”,意指国王的大 臣忠心直谏,并非为己,而是为公)中指出,当时日本政府确立的策略是:“外交上居于被动地位”和“军事上先发制人”。陆奥宗光所说的这些谋划,反映出当年 日本政客的不择手段。
  从甲午战争起,“军事上先发制人” 即不宣而战突然袭击,一直成为日本军队的传统。1894年7月25日,日本偷击中国运兵船“高升号”; 1937年7月7日“卢沟桥事变”及1941年12月7日“偷袭珍珠港”,用的都是不宣而战的技俩。同时,明治维新之后,日本全面学习西方,且在历史的关 节点上,善于抓住机遇,勇于主动进击,发扬首创精神去书写历史,从而快速崛起。
 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年轻学人姜鸣,在最近出版的《甲 午一百二十年祭》(上海:人民出版社,2014年5月)一书中,引用了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会见日本使臣森有礼(Mori Arinori  1847-1889)的一段很有意义的对话,摘录如下 (頁 9):
  “李(鸿章)问:你怎么看中西学问?森(有礼)答:西国所学十分有用,中 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,其他七分仍系旧样,已无用了。李(鸿章)问:日本西学有七分吗?森(有礼)答:五分尚没有。李(鸿章)问: 你们连衣冠都变了,怎说没有五分?森(有礼)答:这是外貌,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。敝国上下俱好学,只学得现成器艺,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 人。李鸿章沉思道:久久自会有之。
 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们后面继续的对话。森(有礼)说:据我看来,和约没甚用处。李(鸿章)反驳道:两国和好全 凭条约,怎能没用?森(有礼)说: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,至于国家举事只看谁强,不必尽依着条约。李(鸿章)说:此是谬论!恃强违约,万国公法所不 许。森(有礼)说:万国公法亦可不用。李(鸿章)说:叛约背公法,将为万国所不容。他还指着桌上酒杯打比方说:“和”是和气,“约”是约束人心,如这酒 杯,围住了,酒就不会泛溢。森(有礼)答:和气无孔不入,有缝即去,杯子如何拦得住呢?”
  从他们对话中可以看出,日本政治家信奉丛林法则 (The Law of the Jungle,即自然界里生物学方面的物竞天擇、优胜劣汰、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),早将国际法看透了。今天我们反思历史,要了解日本这些特征,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处。
   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感慨之处。中日两国各自代表自已国家利益的政治家,亦曾彼此惺惺相惜。1885年4月,李鸿章与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谈判朝鲜甲申政变 后日本撤兵问题,事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推荐伊藤博文:“该使久历欧美各洲,极力摹仿,实有治国之才,专注意于通商、睦邻、富民、强兵诸政,不欲轻言战事、 并吞小邦。大约十年内外,日本富强必有可观,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,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” 。
  而伊藤博文也向日本政府报告:“有 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,此事直可不必虑,中国以时文取文,以弓矢取武,所取非所用;稍为更变,则言官肆口参之。现虽经历中法战争,又开始努力整顿海军,以 我看来,皆是空言。现在法事甫定,似乎发奋有为,殊不知一二年后,则又因循苟安,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‘睡觉’矣。倘若此时日本与中国作战,是催其速 强也。若平静一二年,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,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。即中国执权大官,腹中经济,只有前数千年之书,据为治国要典。此时只宜与之和好,我国速节 冗费,多建铁路,赶添海军,发行纸币,三五年后,我国官商皆可充裕,彼时再看中国情形,惟现时则不可妄动”。
  中国国情,伊藤博文是不幸言中。 10年后,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,1895年3月、4月间,李鸿章前往日本,与伊藤博文谈判乞和。在第一次会谈时,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谈起中国的情况:“十 年前我在津时,已与中堂(李鸿章)论及,何至今一无变更?本大臣深抱歉!”。李鸿章答曰:“维时闻贵大臣(伊藤博文)纵论及此,不胜佩服,且感佩贵大臣力 为变革俗尚。我国之事,囿于习俗,未能如愿以偿。今转瞬十年,依然如故,本大臣更为抱歉,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!”。回想10年前两人在天津会谈后彼此的 观感,历史竟是如此难堪和无情。
  其实,真正有远见的还是法国的政治家拿破仑 (Napoleon Bonaparte 1769-1821)。1816年,英国使臣阿美士德勋爵(清朝官方文书译作罗尔美都 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-1857)来华谈判贸易失败后,回国時途经圣赫勒拿岛(The Island of Saint Helena),拜访了在滑铁卢战败,被监禁于該岛的拿破仑。他们之间的一段谈话,很有意思。
  阿美士德首先讲述了自己在华的经历,认为只有战 争才能使中国打开国门。拿破仑评论说:“要同这个幅员广大、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。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,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,破坏他们的 军事和商业设施,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。他们会思考,他们会建造船只,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。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、美国,甚至伦敦请来,建 造一支舰队,把你们打败”。阿美士德反驳说,“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,很软弱”。拿破仑指出,中国并不软弱,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。“狮 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。中国一旦被惊醒,世界会为之震动 ”。
  二百年后的今天,猛然穿越这段时空时,不禁要问:这只东方巨狮睡醒了吗?回想当年这批政治家的谈论与目前时局,是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?

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

原载《怡和世纪》(新加坡:怡和轩会刊, 第25期),2015年2月/5月,页81-83



曾任清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的曾纪泽,在诗中说:“九万扶摇吹海水,三千世界启天关;从知混沌犹馀言,始信昆仑别有山"

吉田松阴是早期侵华理论的提倡者

Remark : 30-11-2014 @ 23:33